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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时彩四星缩水软件|[转帖] 地狱绝杀:当关东军遇上苏联红军(对于日本,打疼它,它才服你!)----关河五十州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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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地狱绝杀(1)

  当日本驻苏联大使重光葵接到交涉训令时,苏军已经登上了张鼓峰。
  张鼓峰位于中朝苏三国边境,因峰顶有一块形状如刀的岩石,因此又名刀山。它的海拔仅有一百多米,但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,这座不起眼的小丘陵却被迅速推到风口浪尖。
  围绕张鼓峰的归属,“满洲国”和苏联展开了激烈争执。“满洲国”不过是站在前台的木偶,在后面拎着线操控的是日本。日本依据清末时的中俄条约,认为张鼓峰整个属于“满洲国”,国境线应在山峰的东面。
  都是板上钉钉,无可辨驳的事实,可是事实有时就是政客们手里烙的大饼,可以想怎么翻就怎么翻。同是一份条约,苏联人做出了完全不同的解读,他们在俄文文本上耍了花样,并且拿着这份文本,言之凿凿地声称国境线应在张鼓峰的峰巅,也就是各据一半。
  起先大家只是打嘴仗,不久之后,因为一个苏联人的叛逃,嘴仗终于有了演变成大阵仗的可能。
  这个苏联人名叫留希科夫,身份为克格勃远东区部长。他以视察为名,越过边境逃亡到了“满洲国”。日本方面不仅大肆宣传,专门为此刊出号外,登载“留希科夫亡命记”等文章,参谋本部还以上宾待遇,敲锣打鼓地把留希科夫迎进了日本国内。
  留希科夫无疑是个重量级的政治人物,他的反水,立即让苏联高层陷入恐慌之中。
  1938年7月7日,日本参谋本部截获并成功破译出一份密电,内容是苏军将向张鼓峰一带部署兵力。日方由此判断,这是留希科夫叛逃后,苏联重新调整边防部署的一个前兆。
  果不其然,7月9日,十几名苏联士兵登上张鼓峰,挖出战壕,拉起铁丝网。两天后,张鼓峰上的苏军增至四十人左右。
  苏方的边防调整具有相当的针对性,情报提供者是德国人佐尔格。
  佐尔格的公开身份是德国新闻记者和德国驻日使馆顾问,但他实际上是苏联间谍,并被称为是二十世纪最出色的间谍之一。
  佐尔格作为柏林特别调查组的成员,参加了对留希科夫的秘密审讯,审讯一结束,他立即向莫斯科发出一份密电:“熊已被解剖,兽医掌握了它的神经脉络和五脏器官位置。”
  莫斯科接到电文,便知道留希科夫已将苏军在远东的部署情况完整地吐露给了日方,于是立即着手对防御体系进行全面调整,其中,占领张鼓峰并以张鼓峰为战略据点,便是这一调整计划中的一项重要内容。

  地狱绝杀(2)

  此前苏军从未单方面向张鼓峰派过一兵一卒,这一动向足以对日本人的神经构成刺激,日本国内媒体在报道时更是运用了(苏军)“侵入满洲领土”、“占据军事要地”等触目惊心的字眼。
  1938年7月14日,日本国境守备队的几名士兵化装成朝鲜族农民,偷偷地登上张鼓峰的几座山头,分头绘制苏军边境军事设施图。苏军发现后,立即开枪射击,一名叫松岛的士兵当场中弹毙命。
  事情闹大了,重光葵被匆匆召唤出场。
  战乱年代,外交官的日子也不好过。重光葵从前是驻华公使,“一二八”淞沪会战结束前,他在上海的虹口公园被朝鲜刺客的一颗炸弹炸成重伤,差点就因此丢了小命。
  尚没有完全脱离危险状态,重光葵就伏在床头签下了有关停战协定的一堆文件,签完之后才进手术室。手术结束,重光葵告别了他的一条腿,成了拄着拐杖走路的瘸子。
  中国生涯固然不乏凶险,可跟在莫斯科的日子一比,还算是轻松的。由于国力对比悬殊,在跟中国人谈判时,重光葵始终处于主动地位,而这种感觉,苏联外交官绝对不可能恩赐给他。
  重光葵先是向苏联递交照会,以松岛之死为由,要求苏军撤出张鼓峰。可是苏联不吃这一套,说松岛“侵犯苏联领土”,咎由自取,死了等于白死。
  在谁也说服不了谁的情况下,重光葵不得不放低身段,提出“退一步说”——退一步说,就算国界经过张鼓峰山顶,苏军单方面设防也不合适,应该先撤兵恢复原状,然后商定国界。
  苏方负责交涉的是苏联外交部长李维诺夫,他并不打算“退一步”。
  重光葵急了起来:“必须恢复原状,否则产生的一切后果概由苏方负责。”
  这是外交场合能让人听得耳朵生茧的一句老话。李维诺夫也把脸一扳:“任何威胁都吓不倒莫斯科!”
  重光葵铩羽而归,东京炸开了。李维诺夫的那一巴掌,看似只扇了重光葵一人,可是参谋本部从上到下,都感觉脸上火辣辣的。
  莫斯科吓不倒,难道我们东京就是被吓大的?
  参谋本部作战课长稻田正纯中佐起头喊了一嗓子:打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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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地狱绝杀(3)

  稻田所谓的打,并不是和苏联全面开战,而是进行有限的火力试探。在稻田看来,侵华战争之所以始终不能得到彻底解决,就因为背后有苏联威胁,使得日本不得不分出相当兵力来对其警戒,但问题是苏联究竟有没有威胁,有多大威胁,始终得不到确凿证明。
  要是能够在某一地点试着打一下,就能解出这道题,知道苏联的威胁究竟有多大。
  稻田认定张鼓峰正是能用于试验的“某一地点”。因为地形所限,这里兵力最多也只能用到三至四个师团,不太可能扩大为全面战争。即便搞糟了,输掉一个小山丘也没什么了不得,再糟一点,无非是报销一个师团。
  还要再糟一点——不可能再糟下去了,张鼓峰西面还有图门江作为屏障,残局是一定可以收拾的。
  搞糟只是做坏的打算,还有好的方面。想想看,假如苏联不动手或动手后不堪一击,日本不仅可以挽回面子,更重要的是,还能从此放心大胆地将警戒兵力大批调入中国关内,到那时,侵华战争绝对有望迅速取胜。
  稻田“打打看看”的胆子或者说是创意,仍然来自于那个叛逃的留希科夫。
  没有斯大林发起的“大清洗”运动,留希科夫不会被刮来东京。作为苏联在远东的特务头目,留希科夫同时也是远东地区“清洗工作”的总负责人。在他任职的短短一年时间里,远东有二十万人遭逮捕,其中被处决者超过七千。
  “大清洗”的规律是,“清”到最后,清无可清,就得轮到“清洁工”自己了——当然,斯大林一人除外。
  留希科夫在莫斯科的朋友给他通风报信,提醒他“注意安全”, 留希科夫马上意识到自己即将被送上断头台,于是慌忙出逃。
  连“清洗工作”的负责人都要被迫亡命海外,可知“清洗运动”是何等冷酷无情。这一期间最常见的现象是:人们提心吊胆地等待那个恐怖的敲门声,最后门没有被敲响,他们惊喜地发现,原来是邻居一家从此消失了。
  经过“大清洗”,远东地区已经人心惶惶,内部出现极度不稳的迹象,稻田认为,这正是出手试探的绝好机会。
  稻田一言既出,作战课掌声雷动。那些年轻好战的作战参谋们,瞬间都像稻田一样,有了种被注射鸡血之后,马上手握键盘,准备继续打怪升级的冲动。
  “稻田计划”很快也就引起了参谋本部和陆军省(二者合称军部)高层的兴趣。
  1938年7月16日,参谋本部向“朝鲜军”下达命令,要求调兵向张鼓峰集结。
  “朝鲜军”是驻于朝鲜的日本军队,具体来说就是第19、20两师团。第20师团早就到中国关内参战去了,“朝鲜军”只有第19师团可以调遣。
  第19师团成立于1915年,已有二十多年的建军史,属于常设老师团,训练素质很高,此前也一直担任对苏的第一线防务。尽管如此,“朝鲜军”司令官中村孝太郎中将仍不敢冒失,他将第19师团集结于图门江,但严禁其擅自出战。
  从“朝鲜军”司令部到第19师团,等的就是一纸正式命令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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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地狱绝杀(4)

  针对“稻田计划”,各部门开始坐下来进行商谈。外务大臣(外相)宇垣一成首先表示反对,他顾虑的主要是国际形势,觉得边境纠纷终究还得靠双边谈判来解决。
  军部向来是擦屁股时才会想到外务省,所以宇垣的想法完全可以忽略不计,但是接下来一个人的意见却不得不故且一听。
  这个人是海军大臣(海相)米内光政。米内担心,武汉会战在即,长江上的登陆作战需要大批军舰护卫,以保证武器和兵员的运输,到时大部分小型舰艇都要拿去使用,万一再同苏联开战,海军将无法确保图门江及朝鲜海峡的交通安全。
  海相的不同意见很快就被稻田给顶了回去:放心,苏联不会动手,我们陆军正是要取得苏联不动手的确证,所以才要打这一仗,你们海军就放上一百个心吧。
  这一似是而非的说法很难让米内信服,但军部这些人却都很听得进去。
  据史学家研究,武汉会战前,正是日本战时经济得以顺利维持的顶峰,也就是说,战争消耗和生产力水平恰好维持住了平衡,这也是稻田的理论能够在军部大行其道的一个重要物质条件。
  眼看作战命令即将下达,只要过最后一道关了。
  这道关本来不过是一个形式主义的过场,让军部意想不到的是,到头来它却成了一道无法逾越的难关。
  在张鼓峰行使武力,以及进行必要的动员,必须取得裕仁天皇的准许。
  参谋总长载仁亲王是裕仁的叔叔,关系自然非同一般,他预先进宫跟裕仁打了个招呼:“必须以武力夺取那个有争议的地区(张鼓峰)。”
  见裕仁没反应,载仁察言观色,赶紧补上一句:“陛下如不批准,当然不能行动。”
  裕仁回头召见了自己的心腹、内大臣汤浅仓平,问他怎么看,汤浅直言不讳:“从大局来看,目前不应同苏联交战。”
  裕仁沉吟半晌,忽然问:“即使我不同意,他们(军部)仍要独断专行,怎么办?”
  汤浅的回答是:“如果任由他们独断专行,今后就无法控制陆军了。若引起对苏战争,不知日本的命运将会如何,实在令人担忧。”
  裕仁恨恨地说:“大概不到这种地步,陆军是不会醒悟的。”
  元老西园寺公望听到这番宫中对话后,显得很是忧虑。因为此时裕仁已挂着陆军大元帅的头衔,陆军全是他的部下,现在眼看着部下可能将国家拖下危险境地,他自己却摆出一副瞧热闹的旁观者姿态,实在是不负责任。
  西园寺对他的秘书说:“陛下的看法似乎很不对头。对陛下来说,眼下需要的是坚决不予批准。万一对苏联使用武力而引起战争的话,近卫首相也负有责任,他最好辞职!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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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地狱绝杀(5)

  西园寺是三朝重臣,从裕仁的爷爷明治天皇开始,就享誉朝野,虽已不当政,但他的话对裕仁和近卫内阁多少都有一些影响力,所以当陆军大臣(陆相)板垣征四郎、参谋总长载仁亲王,代表军部正式进宫请示时,裕仁不予接见。
  裕仁之所以拒绝接见,除了有汤浅和西园寺相谏的原因外,他实际上还想借这个机会摆摆架子,给给脸子,因为裕仁虽自恃陆军大元帅、军队统帅大权的掌握者,但在一些具体环节上,却常常被陆军绕开。他认为自己受到了陆军的漠视,内心感到很是恼怒,一有机会就想给军部大臣穿小鞋,以便让这些人更加附首贴耳,惟命是从。
  裕仁没有露脸,露脸的是侍从武官长,他传达了天皇的旨意:“如果你们是请求允许行使武力,朕不想批准,也不必为此晋见。”
  一听这话,板垣和载仁都愣住了。
  1938年7月20日,经过板垣等人的再三恳求,天皇心里舒服了,这才答应接见。
  见面时,裕仁当场问道:“这件事同有关大臣联系过了吗?”
  板垣顺口答道:“外务大臣、海军大臣都表示赞成。”
  板垣是在扯谎,不幸的是天皇还知道他在扯谎。裕仁看上去大门不出,二门不迈,整天坐在家里,一副痴痴呆呆的样,其实骨子里是个精到内伤的人。他早就征询过外相和海相的态度,知道那二位都不同意在张鼓峰行使武力,于是大为震怒,他声色俱厉地斥责道:“陆军的做法根本不象话!”
  板垣、载仁一听就知道露了馅,顿时尴尬到无地自容。裕仁仍然不依不饶地进行数落:“陆军不是第一次这样了,‘满洲事变’的柳条沟(指“九一八”事变)也好,这件事件的开头的芦沟桥(指“七七”事变)的做法也好,都完全不服从中央的命令,在当地独断专行,甚至多次使用卑劣的手法,这是朕的军队所不应该的…”
  裕仁摆出陈年老帐,并不是说他当初不想发动侵华战争,或者真的大权旁落了。其实所谓统帅权,始终都在他手里牢牢攥着,只是他会根据自己的利益得失来做出决定,有时故意放松,有时又格外收紧,比如“九一八”前,裕仁明明知道关东军“独断专行”的气氛,但他想从中渔利,便故意放松统帅权。到“七七”事变也一样,从某种程度上来说,日本陆军的“独断专行”,恰恰是裕仁故意纵容的结果。
  如今他又像祥林嫂一般的婆婆妈妈,无非是因为侵华战争搁浅在了那里,让他左右为难,只有摆脱自己在其中的干系,才能继续显示出天皇的永远英明。
  裕仁最后扔下话来:“今后没有朕的命令,一兵一卒也不许动用。”
  地狱绝杀(6)

  板垣和载仁听得虚汗直冒,十分惶恐,退出后两人便表示了辞职之意。
  军部大臣举足轻重,可不是一般角色。参谋本部满腹委屈地嘟哝:“如果大元帅陛下对陆军不信任的话……”
  陆军省方面,则由首相近卫文磨居间进行调停。侍从武官长也在宫里劝裕仁:“希望陛下对军部大臣以温言相加。”
  见戏的确演得有些过了,裕仁又重新换上了一副新的脸孔,对板垣和载仁进行挽留。
  经过这番折腾,“稻田计划”算是夭折了。军部声明:“对张鼓峰中止行使武力,着重于通过外交途径解决。”
  相关命令随即传至第19师团。第19师团枕戈待旦,盼星星盼月亮,结果盼来的却是取消作战命令,师团长尾高龟藏中将恼火透了。
  尾高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第十六期,这一期在士官学校的历史上被称为“荣耀的第十六期”,日本陆军中的冈村宁次、土肥原贤二、板垣征四郎都是尾高的同学。
  有这样显赫的学历背景,尾高向来自命不凡,动不动就喜欢喊打喊杀,只可惜他分在了第19师团,有那心也没那机会。
  同属“朝鲜军”,第20师团早在“九一八”事变时就进入了东北,此后一直在中国关内作战,第19师团不一样,它有一个固定任务,那就是一旦日苏正式开战,就必须出兵攻占海参崴。因为负有这一特殊使命,第19师团不得不整天待在家里,眼睛一眨不眨地死盯着苏联,等于哪也去不了。
  日苏什么时候开战呢?鬼才知道。第19师团自成立后,一次都没有出动过。尾高上任后,也始终看不到和冈村等人并驾齐驱的可能,他常对之抱怨不已,多次请求“朝鲜军”司令部给予第19师团出兵的机会,以便增加师团的“光荣传统”。
  现在机会终于上了门,可是突然又失之交臂,能不让人打心眼里感到郁闷吗?
  当年的日本陆军将校里,像尾高这样心比天高,命比纸薄的还有很多,由于实在找不到“立功”机会,他们甚至不得不铤而走险。
  比如一个叫长勇的家伙,曾是参谋本部的参谋。1931年10月,参谋本部的一批少壮军官阴谋发动政变,建立军人内阁。长勇赫然就在其中,他不仅是指挥者之一,预设的军人内阁里还有他的席位,乃“警视厅总监”。
  政变不幸中途流产,沦落为“十月事件”,长勇受到审查,并被从参谋本部驱逐出去,下放到了部队。
  又如田中隆吉,没他煽风点火,“一二八”淞沪会战恐怕还打不起来。那时田中是驻上海的副武官,为了给陆军找到出兵上海的借口,他不惜使出各种下三滥手段,什么打伤自家的日本僧人,焚烧工厂,无所不为。之后的绥远战役,在满蒙军背后摇头晃脑,指手划脚的也是这位仁兄。
  长勇、田中都在第19师团,前者为步兵联队长,后者为山炮兵联队长。除此之外,还有一个名叫佐藤幸德的联队长,最受尾高信任和器重,而且同样属于冲动型。
  可以这样说,第19师团就是日本军人中不得志者和冒险家的乐园。这群渣渣聚一堆,就跟干柴似的,全仰着脖子等火星上身呢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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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地狱绝杀(7)

  如果军部高层铁板一块,纵使他们等到心焦掉也无济于事,问题在于,军部根本就不是一块铁板。
  主张息事宁人的主要是板垣征四郎、载仁这些军队高层,所谓“既得利益者”,做什么都瞻前顾后,现在既遭天皇斥责,差点丢掉乌纱帽,也就不愿再去冒险了。稻田等处于中低层的少壮派可不一样,对他们来说,冒险就有机会,不冒险就一点机会没有。
  稻田改变不了高层的决定,但没人能堵得了他的一张嘴。他一直在背后唠唠叨叨,闲话一大堆,其主旨自然还是论证作战有理。
  论据之一,不打仗还能成名,此事古难全。第19师团长驻朝鲜,缺少实战经验,正好利用这次机会,让第19师团接受锻炼,从而一夜成名,把它打造成对苏作战的第一兵团。
  论据之二,好人要好到不像人,坏人也要坏到不像人。不给苏军一点苦头吃吃,以后边境事件还会有境无减,而第19师团的将佐们正是“坏到不像人”,可以痛扁苏联老毛子的最佳人选,如果说他们还完不成对苏作战的任务,日军里面就再也找不出更合适的了。
  一百个人眼中有一百个哈姆雷特,所以稻田的“坏”不是指缺点,而是优点。别人说尾高鲁莽,稻田就说他大胆果断,敢作敢当,乃最可贵的“纯武人性格”。对尾高以下的长勇、田中、佐藤,稻田也是赞不绝口,称为豪气干云。
  稻田的言论是朝着高层发的,可惜上面不屑一顾。比如板垣,当初就是靠策划“九一八”冒险上位,也正因为如此,他比较能看穿稻田等人的用心,无非“来说是非者,便是是非人”,想靠冒险一夜走红而已。
  板垣属于过来人,持的就是过来人心态:你们的心情完全可以理解,但是你们得明白一个道理,钻石恒久远,多了不值钱,第一个冒险成功了,不等于第二个、第三个就能复制成功。
  稻田的话触动不了高层,然而当传到第19师团耳朵里时,效果便完全两样。
  参谋本部有一个作战参谋到张鼓峰视察,把前后经过,特别是稻田对作战的支持,一五一十地透露给了尾高。尾高如遇知音,腰杆一下子硬了起来。
  按照“朝鲜军”中村司令官的命令,第19师团主力应于7月28日前返回原驻地朝鲜罗南,尾高却迟迟不愿回撤,一直拖到7月29日,实在拖不下去了,他才被迫下令撤兵。
  主力走了,就连师团部也回了罗南,只有作为师团长的尾高还留在最初部署的位置上,仿佛在等待着什么意外发生似的。
  功夫不负苦心人。就在这天早上,尾高突然接到侦察报告,约有十名苏联兵开始在沙草峰南面构筑工事。
  沙草峰是位于张鼓峰以北两公里的一座隆起山峰,高度尚不及张鼓峰,但张鼓峰属于“界限不明地区”,沙草峰则是苏方承认的“满洲国”领土。
  尾高眼前一亮,立刻来了精神:真是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啊,干它娘的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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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地狱绝杀(8)

  中村在下令第19师团回撤时,曾让尾高留下少部分兵力,以加强国境守备队。尾高便以此为由,认为自己也拥有边境管辖权,他下令守备队出兵,将沙草峰的苏军驱逐出去。
  当天下午,守备队派出两个小队,分路向沙草峰进击。沙草峰上的苏军一看这么多日本兵涌了过来,赶紧溜之大吉。
  守备队完成任务后,即返回驻地进行监视。隔了一个半小时,又有八十名苏联兵在坦克的掩护下重新回到了沙草峰。
  阵势越来越大,守备队不敢再随意进击,双方形成对峙,你望我,我望你地维持到了晚上。
  那边厢,“朝鲜军”司令部已接到尾高的报告。中村及其幕僚们熬了一整夜,推敲来推敲去,迟迟难以作出决断。到30日凌晨,中村终于得出结论:不能扩大。
  下午,参谋本部的回复电报也来了,与中村不谋而合。
  两份命令都到了尾高手上,却是负负得正:不能扩大加不能扩大,等于扩大。
  尾高并不是无脑,知道违抗上级命令是什么后果。不过他同样清楚另一个历史经验,那就是如果你赢了,即便背道而驰也没什么了不得,相反,一不留神还有成为英雄的可能。
  比如驻东北的关东军就是个再好不过的例子。一直以来,关东军始终我行我素,也没见上面拿它怎样,反而是“九一八”的冒险成功,使这个原本只属于警备性质的驻屯军炒热了名气,并一步步走向“辉煌”。
  显然,赢才是关键,抗命其次。
  可是苏军毕竟不同于张学良的东北军,中村为此焦虑了一夜,尾高也思考了一天一夜,都在想有没有赢的可能。中村认为没有,尾高则认为有,让他坚定信心的事例,是发生在1937年6月的“干岔子岛事件”。
  时间往回倒转一年,同样的情景曾经出现过一次。这个干岔子岛也属于“界限不明地区”,苏联国境警备队的士兵率先在岛上登陆,将其据为己有。
  关东军所属第1师团奉命前往。三艘苏联炮艇见到后高速逆流而上,对着岸上的日军进行猛烈射击。日军立即还击,当场击沉击伤炮艇各一艘。
  事后,第1师团连岛都不用登,苏联就同意“恢复原状”,并撤走了部队和炮艘。
  苏联人为什么会如此服软。日本军部对此做出的解释十分简单明了:被打疼了呗。一共三艘炮艇,一沉一伤,你想他们还能怎么办?
  自从日俄战争之后,日苏基本没有什么直接过招的机会,“干岔子岛事件”由此给日军留了一个教案,这个教案上说,苏军其实没有想像中那么强大,一旦出现边境纠纷,只要你果断出手,它就必然会乖乖地缩回去。
  早在重光葵出面与李维诺夫交涉的时候,日军内部就议论纷纷,认为单纯交涉不会有结果,必得像“干岔子岛事件”那样,先打到苏联人疼,李维诺夫才会做出让步。
  重光葵的交涉失败,似乎进一步验证了教案,即“外交途径总不如使用武力解决收效快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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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地狱绝杀(9)

  尾高正是这一教案熏陶出来的孩子,那种急功近利对极了他的胃口,而相对于第1师团,第19师团在训练中一直以苏军为假想敌,都练这么多年了,若是比比划划,怎么也不可能被第1师团给甩下去。稻田说第19师团是与苏军作战的最佳种子选手,并非信口乱捧,其中有着一定的事实依据。
  尾高拳头一握:“必须趁此机会给苏军一次打击,使它尝到日本军的威力!”
  尾高把正回撤的部队召回一部分,并且决定当晚就部署进攻,他让作战参谋通过电话向中村作了报告。
  中村当然不同意,可他同意不同意并不重要,尾高已经来了个边斩边奏。
  在第19师团内,尾高另有一支亲信系统,那就是佐藤联队,指挥起来最为得心应手。他打破常规,超越旅团,直接在电话里给佐藤下达了进攻命令。
  佐藤联队依令渡过图门江,向张鼓峰两端开去。图门江流速缓慢,河床宽仅百米,所以渡河行动并不困难。过河之后,佐藤将联队指挥所设于沙草峰东南的将军峰,随即展开了作战部署。
  调兵遣将的时候,尾高给人一副义无反顾,天塌下来也要一肩扛起的气势,可是佐藤一走,他却又有些心虚起来。
  在后方坐不住,下午尾高便渡江来到将军峰,想再探一探虚实。
  国境守备队队长千田贞季中佐也在指挥所,他向尾高报告了苏军的最新动向。据千田观察,沙草峰除了那八十名苏军士兵外,另有坦克战车十一辆,从早晨开始,活动就非常频繁。
  言者无心,听者有意,“活动频繁”四个字一下子触动了尾高。他从身上掏出名片,把这些话刷刷地写在了上面,然后交给佐藤。
  在名片上,尾高还加了一句话:“贵官(指佐藤)如察知敌之进攻企图,应断然彻底地加以反击。”
  作为尾高长期的亲信部属,佐藤对上司的一举一动皆心领神会。简单说来,这张名片不是给他看的,是为了战后给“朝鲜军”和参谋本部看,当然是在事情搞砸的情况下。其逻辑关系为:敌人早有“进攻企图”,我佐藤认为他们要进攻,所以先发制人,以免部队受到损失。
  尾高的名片,不过一张堵人嘴巴的护身符而已。
  尾高说先发制人,只是要找出避祸的借口和凭据,可是就用兵而言,佐藤却真的需要这么做。
  沙草峰只驻扎苏军的一部分,包括张鼓峰、沙草峰在内,整个张鼓峰地区的苏军已达到7个营,并有火炮36门,战车11辆。无论是人数还是装备,都超过佐藤联队,加上又是占据两座高地,易守难攻。佐藤同时还预计到,只要战斗打响,苏军一定会继续向张鼓峰增兵,到时极可能形成骑虎难下的局面。
  佐藤是冒险家,冒险家自有冒险家的行事法则,他决定发起偷袭,其战术名称就叫“先制攻击”,也就是先发制人的意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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